抗战期间，党的地下工作，原本就是由一群无名英雄来完成的。
他们传递情报，为抗战前线运送人员、物资。在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很多人的一生，也在隐蔽的战斗中，隐入烟尘。
甚至连他们的子女后人，也只得在历史的碎片中打捞、拼凑着前辈的记忆。
时间像利刃。原本隐秘而尘封的往事，在岁月的冲刷下，变得更加了无痕迹。
我们遍寻上海那些发生在隐蔽战线上的故事。
却发现，能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人、事、物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
此刻，没有什么比记录那些珍贵，来得更重要了。
寒松——
一张没能留住的照片，一个终于团聚的家
年轻时的寒松。
1930 年 11 月，寒松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
父亲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成员，曾参加过反军阀斗争，这种家庭背景让寒松从小就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刻的认识。
甚至他的名字也源自革命——“寒松”由二哥所起。
二哥名“寒流”，寓意寒流冲破严冬；他则取松树傲冬之意，革命者当如松树般坚韧。
在他的相册里，最让他珍视的一页，本该贴着一张1945年6月的照片。
那天天空灰蒙蒙的，15岁的寒松和二哥背着打满补丁的行囊，要在地下党的指引下奔赴淮南新四军根据地。
站在火车站台，母亲的手一直在抖，把连夜缝制的蓝布衫塞进他背包：“天冷了就穿上，挡挡风寒够用。”
火车鸣笛时，他们匆匆和母亲拍了张合照。
寒松记得自己当时挺直了腰杆，二哥的手搭在他肩上，背后是母亲红着眼眶却强扯出的笑容。
他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写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可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这张照片终究没能留住。
提到这段回忆时，他仍旧忍不住落泪。
离家五年后第一次回到家里，和父母兄妹合影
谁也没想到，下一次的合照拍摄会在五年后。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的红旗插遍街头时，寒松所在的部队正驻扎在市郊北新泾。
军营外的田埂上，他想起外滩15号的父亲——那里是上海人民银行的办公地，父亲已在那里工作多年。
他向部队请了假，沿着还在清理硝烟的街道一路快走。
推开银行大门时，父亲正在清点刚接收的账目，抬头看见穿着军装的他，钢笔 “当啷” 掉在算盘上。
晚年，寒松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段对话：
已有近五年未见，遇到后分外激动。父亲对我说：“解放军进城市都睡在马路边，你母亲到马路上去找寻，看有没有你在里面……”并希望我星期天能回家去见见母亲。
于是，寒松请假回家探亲。
那天，全家拍了张合影。
母亲特意换上了熨烫平整的旗袍，兄弟姐妹都围在四周。照片里的寒松和父亲站在一排，肩膀已经和父亲一样宽厚，眼神里的青涩被坚毅取代。
这张照片如今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相纸边缘虽已起皱，但阳光下的笑容依旧明亮如初。
刘进中——
曾用过的三个名字，勾勒了他的一生
图为刘进中，AI生成（徐心远 制作）
时间拨回到八十年前的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落在街角咖啡馆的玻璃窗上。
那时的刘进中还叫张放，作为佐尔格的秘书，他每天踩着晨光走进 “德意志粮食报” 的办公室，协助佐尔格在沪上收集情报。
人们总说佐尔格小组那封改变二战格局的情报如何传奇，却少有人知道，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个年轻革命者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我们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沈伟的收藏里，看到了刘进中晚年的一份手稿。
这份手稿里，泛黄的纸页记录着他从迷茫到坚定的轨迹。
1930年的张放，刚把本名“张金增”划掉时，心里满是对革命的浪漫想象。
他嫌 “金增” 二字沾着铜臭气，在日记本的扉页写下“张放”——
放是“放下”，是扔掉个人得失，扛起步枪上战场。
直到党组织把他领到佐尔格面前，他才知道革命的“放下”，远比想象中沉重。
“那会儿总觉得，情报工作就是偷偷摸摸的‘特务活’。”
刘进中手稿（沈伟 提供）
他在回忆录里写。街头巷尾听多了 “抓共匪特务” 的吆喝，他打心底里瞧不上这种躲在暗处的活计。
他想象的英雄，该是站在街头演讲时振臂高呼的模样，是红旗底下冲锋陷阵的身影。
佐尔格看穿了他的心思，劝告他“如果能拿到国民党围剿的计划，红军就能少流多少血”。
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我们的兴趣，要长在革命的土壤里。离开红军的需要，你的‘英雄梦’就是飘在天上的云。”
那天晚上，佐尔格的话像块石头投进刘进中心里，泛起的涟漪久久不散。
那些“瞧不上”的情绪，突然变成了羞愧。
第二天，他来到了佐尔格面前，决定参与情报工作。
1941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后，刘进中从辗转传来的消息里，拼凑着老师在东京的日子。
听说他顶着“记者”的身份继续活动。后来，佐尔格从日本最高层的 “御前会议”里揪出了改变世界的关键情报。
那时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像绷紧的弓弦，而日本是否北上的决定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佐尔格的情报像一剂强心针，让斯大林敢把远东的红军调回西线，最终守住了那座冰雪中的城市。
“他不是在为别人的国家战斗，”刘进中晚年常对儿孙说，“他是在为所有被战火煎熬的人找活路。”
再后来，刘进中的名字取自天津监狱——他从垃圾堆中捡到一张写着“刘进中”的良民证，那是一位被服厂会计的遗留之物。
听说这人被押去日本挖煤，再没回来时，他决定改名“刘进中”，代替他继续看着这条革命道路，最终走向胜利。
赵丽霞——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烈士李白的爱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一位刚到学龄的小女孩误打误撞闯入上海欧阳路邮电干部大院的一个房间里。
一位身材瘦小、穿着素净的阿姨正在擦拭墙上的一张黑白画像。她的手一边轻轻抹去灰尘，一边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这个叔叔为了你们的幸福生活，被敌人杀害了。”那位阿姨看见门边的孩子，温声说道。
年幼的赵丽霞听不太懂，只觉得氛围突然变得沉重，低下头默默退了出去。
回到家，她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这才得知，那位落泪的阿姨，就是母亲从小教她要尊敬的人——“裘妈妈”。
母亲曾经告诉她，大院里有一位奶奶是为党和国家作出过巨大牺牲的人，和她见面时一定要恭恭敬敬地称呼她为“裘妈妈”。
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位阿姨是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
时光流转，赵丽霞进入上海邮电系统工会工作。
一次调岗，她惊讶地发现，与自己同在办公室的老前辈正是“裘妈妈”。
从此，两人情同母女，感情深厚。
在赵丽霞的个人生活中，裘妈妈更是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
她开始谈婚论嫁时，裘妈妈恰巧与赵丽霞男友的姑妈是世交。
在一次家庭见面中，裘妈妈笑着握住她的手说：“那我就是你的证婚人啦！”
她还亲自为赵丽霞置办新婚礼物——一对杯子、一套床品和一块盖在电话机上的小绣布。
这些礼物被赵丽霞珍藏多年，直至90年代初搬家时部分遗失。
赵丽霞说：“我一直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亲生母亲，一个是裘妈妈。”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1939年，裘慧英受党组织派遣，在上海掩护秘密从事电台工作的李白。
两人因革命理想相知相伴，于1940年在组织批准下结为夫妻。
1949年，李白被捕后惨遭杀害，年仅39岁。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裘妈妈坚持宣讲李白烈士的故事。
赵丽霞常常陪她一同前往学校、机关、企业，听她讲述丈夫如何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发报，如何屡经酷刑仍宁死不屈。
每讲一次，裘妈妈都会泪湿眼眶；而赵丽霞讲述与裘妈妈的故事时，也难免落泪。
1992年，裘妈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噩耗传来，赵丽霞失声痛哭。
那张挂在墙上的黑白遗像，那个擦拭照片时含泪低语的背影，如今都成了赵丽霞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定的回响。
曾经懵懂不解“烈士”与“信仰”意味着什么，如今她已将那些沉甸甸的词语，化为自己讲述给下一代的故事、守护一生的记忆。